空军是解放军三大军种中成立最晚的一个。1949年3月，中央军委设立了军委航空局配资炒股爆仓，开始统一领导解放军空军的建设工作，这标志着中央对建立空军的最初筹备正式启动。

1949年7月10日，毛主席在致周恩来总理的信中明确指出：“我们必须为攻占台湾做好准备，除了陆军，主要依靠空军的力量。”

次日，毛主席和中央书记处的几位同志在北京会见了时任第四野战军第十四兵团司令员刘亚楼，详细商谈了组建空军的方案。

毛主席选择刘亚楼，主要是因为他曾在东北担任过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校长，是军中少有的具备航空经验的高级将领。

在刘亚楼的建议下，中央决定以十四兵团司令部直属机关和军委航空局的人员为核心，组建空军司令部。1949年8月19日，十四兵团直属的2500余人全部调至北京南苑，空军机关正式成立。

10月25日，中央任命刘亚楼为空军司令员，肖华为政治委员，王秉璋为参谋长，并将1949年11月11日定为空军正式成立的纪念日。

从此，刘亚楼在16年间几乎每天工作超过10小时，倾注了全部心血与精力。他的勤奋、决断力和才能，对空军的建设与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也因此被誉为新中国空军的主要奠基者。

到了1962年，空军的建设成果已十分突出。当时全国掀起了“全国人民学解放军，解放军学空军”的热潮，空军成为全国的楷模和骄傲。然而，就在空军蒸蒸日上的时候，刘亚楼的健康状况却开始急剧恶化。

最初只是感觉身体不适，伴有腹泻。1964年，刘亚楼率代表团访问古巴，结束了20多天的行程后，回国时感到极度疲劳并出现严重不适，随后在北京多家医院进行了详细检查。

同年11月，医生确诊他患有肝癌。

面对这一严峻现实，空军党委经过慎重商议，决定如实告知刘亚楼，由当时的空军政委兼党委副书记吴法宪承担告知任务。这一做法体现了对老战友的尊重和真诚关怀。

刘亚楼得知病情后对吴法宪说：“你对我很真诚坦率，感谢你直接告诉我，这样我心里有了底，思想上也做好了准备。”

中央高度重视刘亚楼的治疗，派专机将他送往上海华东医院，并责成国家卫生部与总后卫生部派出以张孝骞教授为首的专家医疗团队，驻扎在他的寓所附近，专门负责他的治疗工作。尽管如此，病情依旧未见好转。

在刘亚楼治疗期间，毛主席亲笔写信表达关心：“闻你患病，十分挂念。务必好好休养，听从医生嘱咐，千万不可大意。”

周恩来、叶剑英及其他几位老一辈将军和中央领导，包括主管军委事务的罗瑞卿等部长和解放军各总部负责人，都抽时间前往医院探望他。

1965年5月7日上午10点，负责为刘亚楼测量血压脉搏的医生结束了工作，随后与他的夫人翟云英握手告别。空军第一代卓越领导人刘亚楼上将因病辞世，享年55岁。

刘亚楼遗体火化后，骨灰专机运回北京。迎接骨灰的有贺龙、聂荣臻、叶剑英等中央军委领导，以及解放军各总部和各军兵种负责人200余人。骨灰安放在天安门西侧的中山公园中山堂。

据吴法宪回忆，当时只有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逝世时才能使用中山堂，而刘亚楼的职务仅为国防部副部长、空军司令。尽管如此，中央仍给予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级别的特殊待遇，彰显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对他的高度重视和对他多年贡献的充分肯定。

悼念活动持续三天，约有十万人进入灵堂致哀。追悼会当天，除毛主席外，所有党政领导和军委、北京军区主要负责人几乎悉数出席，并逐一签署了签到簿。

尽管见过不少大场面，吴法宪仍感叹：“如此隆重的追悼会极为罕见，这本签到簿几乎集齐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签名，若刘亚楼家属能保存至今，定将成为无价之宝。”

在16年的空军建设生涯中，刘亚楼参与并见证了空军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艰难历程。刚上任时，他首创提出“在陆军基础上建立空军”的理念，为新中国空军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他结合在苏联正规军事学院学习的知识和中国实际，组织包括空军司令员刘震、副参谋长姚克佑在内的一批人才，倾力编写空军的工作条例、条令和教材，推动空军正规化建设。

刘亚楼还重视实战经验的积累和应用。自1952年起，他决定让具有丰富作战经验的第四空军师带领其他部队作战，不再完全依赖苏联空军。志愿军空军通过多次战斗积累了宝贵的实战经验，回国后建立了真正能够指挥全国空军的指挥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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